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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森:昔杀人恶魔,后情系乡梓
1992年5月,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从大洋彼岸回到了家乡,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,他登上了江郎山,远眺故国壮丽河山,兴致勃勃,突然,他在一块石壁前停了下来,只见他抚摸着路边那有些模糊的字迹,泪水瞬间湿润了双眼。
石壁上刻着两行大字,虽经岁月流逝,风雨浸蚀,却仍然依稀可辨,“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,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。”原来,这是他在1938年日寇入侵时刻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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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名叫毛森,前国民党中将,军统巨枭,年轻时从军报国,与日寇拼死血战,后来却屠杀了众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,是反动势力最凶恶的杀人魔王,可以说,他对人民欠下的血债是罄竹难书。
众所周知,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,有着“一戴三毛”之称,即戴笠、毛人凤、毛森和毛万里。
毛森在“三毛”中虽然年龄最小,在军统中也不是处于最高层次,但他却是衔接各地军统站的中枢,特别是在他管辖的地区,所有的指令,都是通过他来传达实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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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统体系庞大,派系林立,其中有以郑介民和唐纵为首的广东帮和湖南帮,而最大的,当然是以“一戴三毛”为首的所谓江山帮,他们把持着军统最高权力,掌控着关键部门,而毛森,则是“江山帮”的重要成员,四大支柱之一。
毛森,原名毛鸿猷,190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的一个贫困家庭,有人说他是毛人凤和毛万里的子侄辈,但也无定论,只能说,他们是属于一个家族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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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森自幼就聪明好学,他虽然上学很晚,15岁才开始上小学,可是,他早早地就将小学的课程学了个通透,还没毕业,他就假借同学毛善森的文凭,考入了衢州第八师范学校,因为,此时的他已经超龄,按规定是无法报考的。
1930年,毛森从师范毕业后,回家当了个教书先生,但是他不甘心久居乡间,当个“孩子王”,他总想有更大的发展空间,随时留意着各种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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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警官学校
一年后,毛森得知浙江警官学校招生的消息,于是便前去报考,轻松考入该校政治科第2期,而此时的戴笠恰好是这个学校的政治特派员,正在全力将这个学校打造成培养特工的基地。
当戴笠发现有个叫毛善森的江山人也在这个学校时,就让毛人凤进行查询,要知道,毛人凤的本名叫毛善余,从名字上看,这个毛姓学员应该是自己的本家兄弟,于是便将毛森叫来,一问才知道,这是个冒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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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人凤
当这个假的毛善森说明了原因后,毛人凤也没说什么,或许在毛人凤看来,毛森的这种“剑走偏锋”的行为,正是特工所需要的人才特质,所以,只是让他将名字改了,不要用别人的名字,于是,这位小毛同学干脆将“善”字去掉,叫了毛森。
毛人凤看这位小同乡十分聪明,长得也很帅气,对毛森是关照有加,并将他介绍给了戴笠,从此之后,已是复兴社特务处长的戴笠,对毛森就特别地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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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校毕业后,在戴笠和毛人凤的关照下,毛森进入特训班,接受更为系统的特工培训,在成为这些大佬们亲信的同时,毛森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,也就是军统的前身,从此,他成为军统的骨干力量,也是“江山帮”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1932年,“一二八淞沪抗战”开打,停战后,第十九路军开往福建,继而,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公开反蒋,成立了“福建人民革命政府”,与蒋介石分庭抗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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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在派大军围剿的同时,担心原驻闽部队投靠反蒋势力,于是,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,这也是毛森第一次接受戴笠的命令,也是他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。
毛森化装成军事杂志记者来到福建,他极善交际,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,很快就同驻福建的军队将领打得火热,在同这些人的交往中,分析时局,晓以利害关系,使得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,从侧面为蒋介石平定“闽变”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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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此之功,戴笠愈发看重毛森,任命他担任了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,而他在福州的业绩,也被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所欣赏,作为同为浙江同乡的陈仪,对毛森也大加提携,青睐有加。
1937年,全面抗战爆发,为扩充实力,戴笠急电毛森,命令他去浙江组建特工部队,委任其为第二大队的队长,毛森立即去向陈仪辞行,陈仪为了毛森能尽快拉起队伍参加抗战,慷慨地给了毛森一大批军用物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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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仪
毛森用这批物资,很快便在家乡江山组建了一支特工部队,叫作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,可以说,陈仪是毛森的恩人;后来陈仪担任浙江省主席后,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。
可是,当他得知陈仪同共产党联系,并准备策反汤恩伯后,他立即向上峰告密,并监视陈仪的举动,与汤恩伯一样,演了一出“大义灭亲”的好戏,导致陈仪被蒋介石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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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恩伯
所以说,当时汤恩伯出卖师友,也许也有其不得已之处,因为,即使他不举报,毛森也会举报,否则,汤恩伯同陈仪一起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
抗战期间,是毛森的高光时刻,他一直潜伏在杭州,担任军统杭州站的站长,他以商人的身份开了店铺,四处刺探情报,为了方便工作,他向戴笠提出,要军统女特工胡德珍当其助手,假扮夫妻为掩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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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戴笠来说,毛森的这点小心思他是心知肚明,胡德珍是军统特训班的成员,不但长得漂亮,而且稳重大方,毛森此时早已离婚,对胡大小姐是倾慕已久,于是,戴笠打破“所有军统成员在抗战期间不得结婚”的“家规”,成其好事。
1939年1月18日,毛森被日本宪兵逮捕,幸好胡德珍不在家,入狱后的毛森被打得皮开肉绽,可是他挺住了种种的酷刑,始终坚称自己是普通的商人,由于毛森与各大商户关系很好,在十数家大老板联名保释下,毛森有惊无险地走出了监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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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狱后的毛森没有退缩,他杀日寇,除汉奸,炸仓库,毁铁路,把杭州的日本人弄得是风声鹤唳,坐卧不安,但对此却又束手无策,头痛万分。
1942年,毛森奉戴笠之命潜入上海,成立了军统上海行动总队,对上海日寇的势力和设施进行破坏,如同他在杭州时一样,把上海弄了个天翻地覆,引起了日本人的痛恨,必欲杀毛森而后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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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今反映上海的谍战剧中,有很多情节,都是毛森领导军统上海站时的杰作,可以说,毛森所领导的军统在这一时段中,为中华民族反抗日寇侵略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鞋,在一次执行锄奸任务的行动中,成员失手,行动小组人员被捕,其中有一个在酷刑下叛变,供出了毛森,就这样,毛森第二次入狱,军统上海站群龙无首,停止了一切破坏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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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森被捕后的上海,一时风平浪静,日本人觉得毛森是条大鱼,并没有对他施刑,反而将他待为上宾,妄图通过软化来诱毛森叛变,因为,杀了毛森,重庆再派人来,风浪再起,有了毛森在手,重庆便会投鼠忌器,就是说,日本人至少是把毛森当作人质。
毛森可以说是聪明绝顶,他在与日寇周旋时敏锐地发现,看守他的日本宪兵中有中国人,也许是来自台湾的兵员,于是他许以各种条件,重金收买,打通关节,居然在被囚禁之时,也能执行戴笠下达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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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有一个军统的重要成员余玠被捕叛变后,戴笠下令除掉此人,毛森在狱中竟然还能指挥部下将其暗杀,1944年元旦,他更是利用收买的日本宪兵逃出了监狱,在军统上海站的协助下,逃出了虎口。
按照军统惯例,所有被捕人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后方能再次启用,可戴笠对毛森是绝对信任,他打破常规,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,军衔也由上校晋升为少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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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后,毛森重返上海,负责接收日伪汉奸的财产,也是军统在东南地区几个重要城市的最高负责人,在此期间,他又破获了一件既出彩又名利双收的案件。
1946年4月,民族资本家、“棉纱、面粉大王”荣德生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,一时中外纷传,舆论大哗,蒋介石大为震怒,在汤恩伯的举荐下,毛森负责侦破此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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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毛森从苏州赶到上海,正紧锣密鼓地部署破案事宜时,荣家却背地里按照绑匪的要求,缴纳了50万元美金赎金,将荣德生接回了家中。
尽管人质安全,可毛森却并不为所动,他一定要破获案件,在他一番神奇的操控下,竟然将绑匪集团全数捕获,给了民众一个满意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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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听闻后大喜,奖励了毛森5万元美金,甚至连汤恩伯也因推荐毛森有功,奖福特汽车一辆;而荣德生也亲到毛森家中道谢,馈谢金表一只和金笔一对。
正因为毛森的干练,蒋介石很快便任命毛森为上海市警察局长,在后来上海发生的民众游行,金融风潮等一连串的事件中,毛森作为蒋介石稳定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,也是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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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一般人们印象中的军统特务不同,毛森长得很斯文,也有一定的文化功底,他言语得体,举止风雅,待人谦虚,没有任何恶习,更没有绯闻,表面上看,是个风度翩翩的君子,但背地里却是个狠人,以至于有人叫他为“毛骨森森”。
三大战役后,解放军强渡长江,直逼上海,市内的共产党人也积极响应,加快了配合解放上海的步伐,毛森以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,毫不手软,全然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退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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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抓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,他大手一挥便就地处决,当解放军进逼到上海市郊后,他下令将关押在监狱中的五百多名共产党人全部杀害,连孕妇也不放过。
他们有的被装进麻袋扔进了黄浦江,有的直接活埋在牢房中,仅有28人幸存,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,此时的毛森可以说是个人神共怒的恶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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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解放的最后时刻,毛森登上了吴淞口的最后一艘军舰,离开上海前往厦门,他奉命担任了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,继续为蒋介石坚守着大陆最后的一块土地。
厦门解放后,毛森逃到了台湾,也没有了实权,只担任了“政治行动委员会”委员一职,由于家庭负担重,薪水微薄,生活也随之困顿,还是在毛人凤的帮助下苦渡难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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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蒋经国插手特务系统,与毛人凤开始了权力争夺时,毛森坚定地站在了毛人凤一边,但随着毛人凤失利,蒋经国全面掌控了台湾情报系统,逼着毛森交出他原来指挥的东南沿海地区“游击队”的指挥关系,也就是潜伏名单。
对此,毛森当然不肯,也许这个所谓的“游击队”本就是子虚乌有,也许是建立后没有完成可实际操控的体系,反正毛森就是不交,在蒋经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下,毛森无法应对,干脆一走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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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出台湾后的毛森带着妻子隐居在香港,而蒋介石认为毛森的出逃,是对民国的背叛,于是,对毛森下达了通缉令,一个蒋介石的死忠,一个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成为逃犯,这肯定是毛森万万没想到的。
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,特务和杀手很多,当毛森在1956年1月15号的香港报纸上,看到台湾对他的通缉令后,万念俱灰,他急忙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,一住就是十多年,直到1968年,才前往美国投靠了儿子毛河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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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河光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,是美国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,在超高压研究领域有重大突破,高职高薪,毛森和夫人就在毛河光所在的华盛顿郊区定居了下来,过着宁静的生活。
作为世界顶级的科学家,毛河光在1980年和1984年,两次应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邀请回国讲学和访问,他向毛森讲述了祖国现在的形势,以及政府对待以前蒋介石集团人员的态度,毛森大为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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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老思乡,毛森主动给家乡的侨务办公室写信,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,并称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,是“贤明者掌权”,信中透露出想回乡看一看的愿望。
按照党和国家的统战政策,江山市人民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回应,他们发还了毛森的祖宅,并让毛森留在大陆的女儿去美国与家人团聚,这些都让毛森激动不已,感叹万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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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88年开始,毛森多次向家乡捐款,资助当地学校建设。这或许是他为自己赎罪的一种方式,借此也表达他的思乡之情。
1992年5月,84岁的毛森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,实现了他的宿愿,他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深情地说道:“都说我抗日锄奸,我杀了很多日本鬼子和汉奸,我现在生是家乡的人,死是家乡的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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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美国后不久,1992年10月3日,毛森在旧金山医院去世,结束了他军统大佬传奇的一生,临终前他留下遗嘱,将毕生积蓄捐赠给家乡的学校,算是为家乡做的最后一点贡献。
毛森的一生,既是历史的过往,也是个人的悲剧,人性在他的身上,呈现出多样的不同,有勇敢、有上进、有光明,也有黑暗,有凶残,更有罪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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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烽烟过后,呈现在人们面前的,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,而当年的血雨腥风和他复杂的人生,连同那段黑暗的时光一起,掩映在历史帷幄的深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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